東西問|安東強:為何植樹節(jié)與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是同一天?

東西問|安東強:為何植樹節(jié)與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是同一天?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電 題:為何植樹節(jié)與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是同一天?

  ——專訪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教授安東強

  作者 盧詩純 朱賀

  202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紀念日。在同為植樹節(jié)的這一天,海內(nèi)外中華兒女以各種方式向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qū)表達敬意和緬懷。

  植樹節(jié)的設立與孫中山有何聯(lián)系?孫中山何以被跨時代多地區(qū)紀念?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安東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中山精神的現(xiàn)實意義。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植樹節(jié)的設立與孫中山有何聯(lián)系?

  安東強:1928年3月12日,為紀念孫中山逝世三周年,當時的國民政府舉行了植樹儀式,并將這一天定為植樹節(jié),節(jié)日當天所造林稱為“中山林”。此舉一方面與植樹象征生命延續(xù)的中國傳統(tǒng)觀念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對孫中山生態(tài)理念的傳承。

  中國近代開埠后,自然資源遭過度攫取,生態(tài)環(huán)境嚴重惡化,荒山禿嶺廣布。對此,孫中山率先從現(xiàn)代國家建設出發(fā),較完整論述了造林和農(nóng)桑的重要性,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倡導植樹造林的政治家。

  早在19世紀末,孫中山就在《上李鴻章書》中建議“急興農(nóng)學,講求樹畜”,以緩解人口增長與土地生產(chǎn)力低下所導致的“饑饉之患”?!稗r(nóng)林”之利隨后成為各方共識。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后,受曾任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的影響,設立農(nóng)林部,并下設山林司,主管全國林業(yè)行政事務并頒布《森林法》。1915年,清明節(jié)被確定為植樹節(jié)。因此,盡管中國最初的植樹節(jié)并非3月12日,但也與孫中山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1979年2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每年3月12日為全國植樹節(jié)。根據(jù)鄧小平倡議,1981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1982年的植樹節(jié),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上種下了義務植樹運動的第一棵樹。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正式施行,明確每年3月12日為植樹節(jié)。

  孫中山曾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于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的計劃。1924年,他在廣州進行“民生主義”演講時,也指出,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guī)模的森林。當時,不少林場受孫中山的重林興林思想影響,在宣傳造林、宣講知識、推廣良種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績。

  孫中山“農(nóng)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的農(nóng)林思想,不僅反映了他推動生態(tài)保護的迫切決心,更彰顯了他以農(nóng)林為基礎發(fā)展“實業(yè)救國”的宏偉藍圖。

  中新社記者:為何海內(nèi)外隨處可見中山公園、中山路?

  安東強:與前述“中山林”相同,中山公園、中山路等都是對孫中山紀念活動的“空間化”,本質(zhì)上是因為他作出具有“超越性”的偉大貢獻。

  一個表現(xiàn)是政治主張的理念。振興中華、天下為公、主張民族大團結的“五族共和”等思想,超越了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經(jīng)驗,也為后來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提供了寶貴思想財富。

  另一表現(xiàn)是時代前瞻的眼光?!督▏铰浴分械摹秾崢I(yè)計劃》集中體現(xiàn)了他對當時中國工農(nóng)業(yè)、交通等的現(xiàn)代化設想,如在長江三峽河段修建閘壩、建設16萬公里覆蓋全國的鐵路網(wǎng)等,這份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的前瞻性綱領,在今天的中國已漸成現(xiàn)實。

  以鐵路為例。2024年9月,廣東龍龍高鐵梅州西至龍川西段開通運營,中國鐵路運營里程正式突破16萬公里,標志著孫中山“建設16萬公里鐵路”的百年夢想得以實現(xiàn),也印證了他的遠見卓識。

2024年9月14日,新建龍巖至龍川高鐵梅州西至龍川西段正式開通運營。圖為梅龍高鐵首發(fā)列車旅客(右一)在廣州東站與乘務員合影。中新社記者 陳驥旻 攝

  中新社記者:在東南亞、北美等地,為何“中山”符號常與華僑華人社團、同鄉(xiāng)會緊密結合?

  安東強:1897年,孫中山來到日本,在友人宮崎寅藏和平山周的陪同下拜訪眾議員犬養(yǎng)毅。由于孫當時仍處于被通緝狀態(tài),在登記記錄時不便使用真名,平山周想起剛剛途經(jīng)的中山侯爵邸,就幫他在姓氏欄填上“中山”二字。孫中山隨即在名字欄填上“樵”,全名“中山樵”,取“中國山樵”之意。

  “中山樵”的化名傳播很快,在1898年的天津《國聞報》上就曾刊出《中山樵傳》?!皩O中山”是在辛亥革命后才廣泛傳播開來,后來成為大家熟知的一個政治文化符號。

  而海外中國人將“中山”作為社團、同鄉(xiāng)會等組織的符號,既與孫中山先生之于中華民族近代史的偉大貢獻有關,也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足跡及其超越地域、血緣的革命組織理念密切相關。孫中山在長達40年的革命歷程中,近半時間都奔走于海外社團、中國留學生之間,在其間做思想啟蒙、宣傳鼓動、組織策劃的革命工作。

  激發(fā)海外中國人的愛國之心和民族意識的同時,孫中山還改造了基于地域和血緣關系建立的同鄉(xiāng)會,將其發(fā)展為具有更廣泛凝聚力的革命社團,幫助大家調(diào)解矛盾,使之團結在救國、愛國的共同目標下,為革命事業(yè)貢獻力量。

  由此看來,“中山”符號可被視為海外華僑華人聯(lián)結同胞情誼的政治文化紐帶,具有超越政治或黨派的意義。

2024年廣東僑界喜迎國慶暨第八屆中山僑界群眾文化嘉年華非遺展演在中山市灣區(qū)未來科技城開演。圖為中山醉龍舞表演。中新社記者 陳驥旻 攝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中山精神”?其對凝聚兩岸共識有何作用?

  安東強:學界對“中山精神”有很多講法。我認為,“中山精神”用兩個字概括是“博愛”,用四個字概括是“天下為公”。

  “博愛”是孫中山政治學說的核心之一,他將“博愛”定義為超越私愛的公愛,強調(diào)人與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互愛互助,并將其視作人類和諧與幸福的基礎。孫中山認為,通過“博愛”可達到他對理想社會的終極追求——“天下為公”,并明確表示“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以三民主義實現(xiàn)民有、民治、民享的“至完美的國家”。

  孫中山是海峽兩岸的重要政治文化紐帶,其愛國主義精神和發(fā)展實業(yè)、重視民生等政治理念,有助于兩岸找到和平統(tǒng)一的“最大公約數(shù)”,達成更多有益家國和人民的共識。兩岸關系形勢越是趨復雜嚴峻,越凸顯中山精神之寶貴。

  孫中山先生曾說,“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他還提到,“‘統(tǒng)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tǒng)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tǒng)一,便要受害”。

  今天,兩岸中國人共同紀念、緬懷孫中山先生,也需始終銘記先生遺志,繼承先生未竟的志業(yè)。(完)

  受訪者簡介:

安東強。受訪者供圖

  安東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歷史學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清代政治制度史、中國革命史,著有《清代學政規(guī)制與皇權體制》《孫中山史事編年(第2卷)》《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脈絡》(2025年即出)學術專著,曾獲首屆“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術獎”一等獎,參與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典志·教育志”和“清史·史表·學政表”編纂工作,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新文科等類項目。

【編輯:劉陽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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